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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传播的自我约束

发布时间:2019-06-10 13:1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与艺术摄影相比,新闻摄影有一个本质的特性,那就是它的社会属性。以传播为目的的新闻照片,必须面对它的读者,新闻摄影应当把传播效果作为衡量一张新闻照片好坏的重要标尺。因此,新闻照片必须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社会责任,新闻摄影社会责任的核心,是对传播效果的顾及和考量。

  本文试图从三组照片入手,分析新闻摄影应该如何自觉接受传播效果的约束,从而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在新闻理论相对成熟的西方,这可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里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和痛苦的煎熬。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他是这个问题上令人扼腕的一个牺牲品。1993年,他在处于战乱和饥荒中的苏丹拍摄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只秃鹰等着捕食路上奄奄一息走不动路的小女孩。这张令人揪心的照片获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奖,但却引来了民众无数的谴责声。读者纷纷指责他只顾拍照,没有把那个濒死的女孩救出来。事实上,凯文·卡特当时先拍下了照片,接着赶走了那只秃鹰,然后眼望着小女孩艰难地离去。最后,他无助地坐到一棵树下,点起一支烟,放声恸哭……获奖后的他陷入了无尽的煎熬。几个月后,33岁的凯文·卡特在痛苦和愧疚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有一件事就发生在两年前,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这件事应该让我们所有的同行感到汗颜。

  2005年5月10日,《东南快报》刊登了一组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水坑而摔倒的照片,这组照片被新华社以通稿形式发往全国,并被国内许多网站转载,随即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争论和质疑的焦点在于:摄影记者明明知道水中有坑,是该守侯拍摄行人摔倒的镜头用于公开发表以引起社会的反响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还是应该迅速反映给相关部门,并力所能及地采取措施避免骑车人摔伤。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记者在传播新闻的职业责任与救人于危难的社会责任之间该如何作出抉择。

  记得当时有两家在国内颇具影响的摄影报社都召开了座谈会,座谈的结果是大多数代表对那位摄影记者的行为表示支持。有人认为:对新闻记者别赋予太多的社会责任。作为公众,应该多一些新闻常识,从记者职业的角度去理解和宽容记者……

  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每一个人,他(她)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职业人,不能把职业凌驾于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上,每一个摄影记者都应该谨记:在关乎人的生命安危的特殊场合,自己的首要角色是公民,然后才是记者。因此第一条是救人要紧,即使有人在救助了,如果人手不够,那么摄影记者也应该放下相机,参与到救援行动中来。

  说到这里,我其实更多地是在谈新闻摄影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即摄影记者的社会责任。与新闻照片的社会责任表现在传播效果不同,摄影记者的社会责任有时表现在摄影拍摄的过程中。就拿雨中摔倒这件事来说,记者在拍摄到第一组骑车人摔倒后,又拍摄了几组其他人在同一地点摔倒的照片,这样的做法,很难让人赞同。

  对于摄影记者来说,有的照片不能拍,固然痛苦,但有的照片拍了,却不能发,更是一种烦恼。但这样的痛苦与烦恼,如果是对社会公德的遵守,是新闻摄影履行社会责任而作出的牺牲,那么,这样的自我约束是值得尊敬的。

  今年3月,浙江日报摄影记者梁臻从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获知了一个信息:该局将对依法收容的无证狗、流浪狗实施安乐死(相关部门以前处置无证狗的通常做法是乱棍打死或装笼淹死),

  杭州推出无证狗安乐死的措施,从无疑是“划时代”的。在当今社会人类的安乐死尚且难以推广的情况下,这种对狗的有尊严、无痛苦的处死方法,确实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这个选题在报社的每周谈版会一汇报,立刻引起了热议。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很有价值的新闻,然而在这样的照片该不该公开发表方面出现了两派意见,最后,总编辑杨大进一锤定音:新闻抓得很好,照片应该去拍,但考虑到这样的照片可能会引发负面社会效应,不宜公开见报。

  记者梁臻作为现场惟一的摄影记者,用相机记录下了一组虽具人性化、但仍然让人看了心头发颤的镜头。这组照片没有在《浙江日报》上公开发表,但后来还是有照片流传到了网上。一下子,好比扔了一颗炸弹!短短几天内,有十几万网民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绝大多数网民对杭州行政执法局的做法仍存不满。

  在这场风波中,其实已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社会准则:用纪实图像展示死亡(尤其是强制的处死),这是对死者尊严的污辱,也是对生者愉悦阅读权利的侵犯。基于这一准则,对死刑犯的处决不允许被拍照,更不允许传播。去年,萨达姆被处绞刑的手机偷拍视频被公布于网上后引发广泛指责,就是一个明证。狗的安乐死,主角虽然是动物,但它被人处死同样会引起人们感官的不快,会触发人们心底的“恐惧与怜悯”。

  因此,新闻摄影出于对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的考虑,必须顾及一些视觉禁忌。哪怕被报道的事实颇具积极意义和新闻价值,哪怕新闻摄影不能完成它的全过程而中途夭折,也必须在公开传播这道门槛前止步。

  当然,视觉禁忌仅仅是“不该拍摄”之种种情况的一种,还有很多的不宜公开以形象传播的新闻事实,这其中有许多哪怕本来是好事,一经传播会变成坏事。正所谓“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

  出于对求真的考虑,新闻摄影的报道面越宽越好,报道禁忌越少越好。但出于对社会效应的负责态度,又不得不服从媒体报道纪律的许多刚性规定。作为负责任的报纸,尤其是党报,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因为自己发了不该发的报道而引发社会群体事件或使群体事件升级。

  环境污染,是我国现阶段经济高速成长期伴生的毒瘤。随着百姓生态意识的日益觉醒,因污染而引发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有的事件因为被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公开传播后在国内外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在环境污染的报道中,新闻摄影以其纪实和佐证的独特功能,时常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浙江日报》时常收到一些污染事件的新闻图片,对于其中确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污染事件,我们通常编发图片内参,进行下情上达。但也有一次例外,我们在报上公开报道了一次污染事件,只是对报道角度作了个“漂亮的转身”。

  那是2006年的7月18日,我们收到了一组台州市某河道受垃圾填埋场污染的新闻图片。有一张照片画面中是死鱼成群漂浮在水面,还有一张是当地村民撑着船在河里捞死鱼。我看到照片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鱼吃不得呀!转念一想——呃,为何不这样做新闻呢?于是,我把这组照片的报道聚焦点从污染事件本身挪开,转到了善意提醒村民的角度,以《受污染的鱼,吃不得!》为题编发了一组照片(见本页图),见报后,受到了读者和同行的赞许和肯定。

  面对这组图片时,不公开发表固然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但变换角度后的提醒式报道,更是社会责任的一种延伸、一种深化。无疑,这样的报道起到了正面的传播效果,是对新闻照片社会责任的更好诠释和演绎。

  从以上三组照片的拍摄、编发乃至被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摄影在以话语权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同时,必须对受众负责,新闻照片的社会责任一般是通过传播效果来体现的。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作为一名图片编辑,作为一名媒体主管,对新闻摄影社会属性的控制与引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闻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推动力必须以新闻的自我约束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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